《南唐书？彭利用传》：“利用对家人稚子，下逮奴隶，言必据书史，断言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以致于现代人遇到说话或写文章喜好寻章摘句，引经据典的人，常常会用“掉书袋”来评价。笔者颇不以为然。
多“掉书袋”又何妨
   人人都爱“掉书袋”
   一方面，“掉书袋”莫名承担着不雅的名声，另一方面，谁又敢说骨子里没有“掉书袋”的冲动？谁又敢承认自己从来没有掉过书袋？
   “掉书袋”不仅是学识的一种标志，也是中国文化的独有现象。借古喻今，借题发挥，引用比况，见于言外；借他人之酒杯，浇己心之块垒。黄庭坚说杜甫诗无一字无出处。何只老杜，这方面，韩愈、李商隐、辛弃疾等唐宋一大批诗人词家都是个中高手。清末文学革命之后，白话替代了古文，“掉书袋”的场所似乎大大减少。其实不然，如梁启超、鲁迅、陈寅恪、郭沫若、钱钟书之辈的学人作家，博览群书，善于熔铸，不仅可以巧用古典，而且可以创造今典；不仅可掉中国书袋，而且可掉外国书袋。历代大文家自不必说，工科理科常在论文著述中参考文献、考究出处、注释权威，又何尝不是在“掉书袋”？市井对话，很多歇后语、成语背后都隐藏着历史故事，又何尝不是在“掉书袋”？就连嘲笑别人“掉书袋”，引用前文《南唐书？彭利用传》的典故，又何尝不是在“掉书袋”？而且多少带有一种书袋让别人掉了，自己没得掉的酸溜溜。
    领导们也是喜欢并善于掉掉书袋的。今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就连续引用“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寸寸河山寸寸金”、“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人言不足恤”等多篇古诗文，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诗明志、随手拈来、了无痕迹、妙趣横生。市委书记丁大卫当年在复旦演讲时，也曾引用地理学家戈特曼对城市群一段描述：“城市不是烟波浩淼中的孤岛，不是巍巍高树上的鹰巢独筑，而应该是一张网，一张纵横交错的大网”。生动阐述了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和理想目标，给学子们留下深刻印象。
   “有书可掉”离不开积累
    有人说“掉书袋”是个使说者骄傲，听者自卑的一个过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掉得了书袋的，想掉书袋，怎么着也得有那么两下子。尽管书读多了并不一定掉书袋，但只有读了书，肚里有货，甚至成为两脚书橱，才能够、也忍不住引经据典，掉掉书袋。无意义炫耀性地掉书袋不可取，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人也是掉不出书袋的。
“有书可掉”的前提是不倦地积累。“下笔如有神”的前提是“读书破万卷”。
天道酬勤，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书要一页一页的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学习重在平时、重在坚持。“书上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把读书当作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相伴一生，是一种修养、是一种心灵的真正需要，是一种真正的享受。
   今年4？23世界读书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让读书成为干部第一爱好》，并用整整两个版面推荐了6批书目。去年的8月19日，省委书记罗志军在江苏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结束时，用25分钟的脱稿讲话，向在座的领导干部们郑重推荐了3本书。可以说，在新传媒时代，“书”从不缺乏，“读”才是问题的关键。你看或者不看，书就在这里，不舍不弃；你读或者不读，书就在这里，一直等你。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党成功的秘诀之一。读书本是一件很私人的事，但对握有权力、肩负重托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读书学习从来不是个人的事情，学习也是一种重要的执政能力。越是在关键时期，越要加强读书学习。事有所成，必是学有所成；学有所成，必是读有所得。实践证明，领导干部放松读书学习，缺少系统思考，就会出现“本领恐慌”和“能力危机”，与履行职务不般配，与时代发展不适应，甚致思想滑坡、意志消退、精神萎靡，走向堕落。
    工作忙、应酬多，是影响干部阅读的最主要因素，每天坚持读书的干部比例并不高。鲁迅先生有句名言：“时间是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宋代诗人欧阳修把“马上”、“枕上”、“厕上”的时间挤出来学习。加拿大著名医学教育家奥斯勒，50年如一日，坚持每天睡前拿出15分钟时间读书，不仅让奥斯勒在医学研究上硕果累累，也让他成为一名文学研究家。可见，领导干部只要下决心走出浮华的忙碌，多给自己留点空间和时间来读书，就可以少一点酒气，多一点书香，就可以“腹有诗书气自华”，就可以成为专家型、学者型领导，这既是提高执政能力、履行党和人民赋予职责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素质、增长才干的内在需要。
掉书为器，还是化书为智？
    笔者发现两种很不好的读书现象。
    一种是平时不读书，临时抱书角。孔子把人划分为四类：“生而知之”的人，“学而知之”的人，遇到困难才去学习的人和有了困难也不去学习的人。孔子认为自己并非“生而知之”者，而是“学而知之”者，是“知之次也”。但现在更多的人却是第三种。书到用时方恨少，没有平时的积淀，事到临头，必然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工作也必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糊弄了事，做不到厚积薄发，整体掌控，创新突破。
    另一种更应警惕，以前是开卷必有益，如今是有益才开卷。读书是为了个人私利，掉书袋只为作秀，完全不解决实际问题，然后转化为衡量计较功利得失的利器与工具。君不见书店里，专业类、思想类、学术类书籍读的人少了，官场小说、厚黑之学、权谋之术却深受欢迎，一版再版，大行其道。这样读书的人必然是刷子没两把，手腕有一套。
    有书可掉固然不错，“掉书为器”，让读书学习蒙上了极端功利性的色彩，却让书籍蒙羞。
如果说“掉书为器”是单程的，学习只为达到目的，突破不了固有的局限，那么“化书为智”就是双程的，掌握思考的方法和思维，对未知的领域充满好奇和探知精神，从而产生知识创新，达到新的高度，寻求更大的突破。
    我们都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都是“学而知之”的凡人。读书可以掌握知识，知识只是智慧的根源,并不就是智慧。孔子把见多识广，具有观察、辨别、判断事物的能力，远见卓识的人，称为智者。能“掉书袋”是本事，但是绝不要追求“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空泛说教，这样才能避免教条主义；更不能只专注于实践而不知道变通的“刻舟求剑”，这样才可以严防经验主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找到理论联系实际行之有效的方法，才能把书本化为学识，“掉”出来的是大智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掉书袋”，与那种含混晦涩、生搬硬套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语。南通司法行政多年来致力于打造“智慧阶梯”，通过理念创新，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善于借用外脑，大兴调研之风，引入现代科技，提出有效破解难题的对策，以期在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和社会管理手段上率先实现突破，也正是基于这样认识，并为此孜孜以求中。